罗清洋:关公大义辞荆州
东汉末年,三国纷争,英雄四起。在这样一个群雄割据的时代,正是有关公作为“南下干部”的一员,镇守荆州将近十年,为刘备集团入川建立“根据地”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。最终,在东汉建安二十四年,关公却“大义辞荆州”,走麦城,英勇就义。他的英雄事迹,以及其中体现出来的丰富内涵,犹如耀眼的巨星光耀后世。关公能攻而不攻的仁义,能走而不走的信义,劝降而不降的忠义,谱写了悲壮的历史篇章。他的“仁义”“信义”“忠义”,与孙权集团的背信弃义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荆州古城
但是,在后世诸多以三国历史和文化作为创作题材的话本、小说以及戏曲中,“关羽大意失荆州”的故事情节却深入人心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对后世认识和评价关公,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。文学作品中关公的形象,是文学创作的结果,是属于文学意义上的关公,而并非历史上真实的关公。
在谈及关公大义辞荆州之前,有必要言明当时的政治背景。
一是荆州继承权。我们知道,在曹操、刘备、孙权争夺荆州之前,荆州刺史刘表牢牢地掌控着荆州,而且让荆州成为了乱世中的一片安宁乐土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刘表传》记载,刘表治理下的荆州“南收零、桂,北据汉川,地方数千里,带甲十馀万”。而根据史料记载,刘表在遗嘱中,想把荆州托付给刘备。只是刘备宽厚,当时没有接受。而从现代法律角度看,刘备是荆州最正统的继承人。
二是荆州之争。东汉建安二十年,东吴的都督鲁肃主张联刘抗曹,促进了刘备和孙权结成同盟,以湘江为界划分荆州。其中,南郡、武陵郡、零陵郡及以西的土地归刘备,江夏郡、长沙郡、桂阳郡及以东的土地归孙权。虽然这次荆州之争以双方各分一半的形式结束,但孙权没有达到全取荆州的战略目的,因此为之后的冲突和战争埋下了伏笔。
建安二十二年,鲁肃去世,主张用武力对付关公的吕蒙接任都督之职,把主战的吕蒙派到和关公交界的地方,看得出来,孙权集团已经做好了和刘备集团开战的准备。
三是阴谋酝酿。在这短暂的和平中,以吕蒙为代表的主战派,更倾向于主张用武力征讨刘备。当关公军主力在襄樊地区势如破竹时,曹操为减轻前线的压力,孙权为夺取荆州,促成了两者联手对付关公。在曹魏、孙吴双方的共同需要下,吕蒙装病回到建邺以示弱,并诱使关公从江陵等地抽调更多兵力去襄樊前线,之后吕蒙就抓住江陵一线空虚的机会,采取了“白衣渡江”之计偷袭荆州。
在之前的建安二十二年,孙权还在摆出一副对抗曹操的姿态,看起来和刘备集团有着共同的敌人——曹操,放出了一颗比吕蒙更大的烟雾弹。孙权的毁约之举,实在是弃信义于不顾。
对于孙权背信弃义的行为,后世自有公正的评价。而关公作为忠、义、勇、武的代表,与孔子被共尊为“文武二圣”,受到了后人的广泛尊敬与认同。鲁迅认为孙权“不容人才”(《鲁迅全集》第十卷,第7页),其性格特征也跃然纸上。在某种意义上说,孙权的各种计谋,更加衬托出关公忠贞不渝、至死不悔的悲壮英雄品格。对孙权的这一段历史评价,也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历史上真实的关公。
一、能攻而不攻,可谓仁义
其实,关公有十足的把握夺回江陵城。他不仅是江陵城池的修建者,而且也深得江陵人民的爱戴和拥护。建安二十四年秋天,关公作为刘备集团的“前将军”,在襄阳、樊城前线建立了“水淹七军”、“降于禁”、“斩庞德”的功业,走上了个人征战生涯的最高峰。
虽然在孙吴军队偷袭占领公安、江陵后被迫回师,但为进军中原打下了良好基础。如果此战一举击败孙权集团,再和刘备同时出兵北伐,诸葛亮之前在《隆中对》中提出的“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、洛” “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” “霸业可成,汉室可兴”的战略目标,就极有可能得到实现;汉王朝(无论是继续尊汉献帝,还是刘备当汉朝皇帝)的政治生命,就将得到进一步延长;汉末三国以来中国历史的大走向,也许会被完全改写。
关公能攻而不攻,体现的是他的“仁”。这份“仁”,是为了确保江陵城池的安宁、保障一方百姓的安全、保全将士家属的周全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:
一是为确保江陵城池的安宁。关公镇守荆州时期,对江陵城池进行了修葺,因此他对城池的结构和弱点了如指掌。1997至1998年,省、市两级文物考古部门配合荆州古城墙维修工程,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,发现了深埋地下的东汉三国时期土城,出土了青瓷碗、青瓷钵等东汉三国时期的典型器物。通过这些详实的考古证据,增强了关公修筑江陵城的可信性。同时,关公在镇守荆州时,潜心训练水军,刘备集团又有赤壁之战击败曹操、芦花荡之战击败周瑜等丰富的水战经验。初来乍到东吴军队,也不可能有时间改造和加固城池。所以,如果关公军此时发兵攻城,打击立足未稳的东吴占领军,一定得心应手,必然会获得胜利。
但是,关公主持修筑了江陵城,不仅倾注了大量心血,更是怀有一片深情,即使它被占领,也不忍心攻打。这在一些文献资料中也有所体现。北魏郦道元所著的《水经注》记载:“羽北围曹仁,吕蒙袭而据之。羽曰:此城吾所筑,不可攻也。乃引而退。” 清代缪荃孙所著的《元和郡县志阙卷逸文》载:“羽北围曹仁于樊,留糜芳守城,及吕蒙袭破芳,羽还救城,闻芳已降,退住九里,曰‘此城吾所筑,不可攻也。’乃退保麦城。”
可见,正是因为关羽的不忍,才使得江陵城没有毁于战火。
二是为保障一方百姓的安全。
汉末三国时代,群雄割据,战乱频繁,生灵涂炭,百姓、甚至底层士兵的身家性命毫无保障。但是关公在督荆州期间,军民同心,深得江陵一带的民心,关公对百姓也多有庇护,故而受到了后世的景仰。他报国以忠、交友以义、待民以仁、作战以勇、对人以礼、谋略以智、处世以信。他率部队在襄樊前线取得了一系列胜利,官兵自信,士气高涨,还保持着一鼓作气、直捣许都、兴复汉室、还于旧都的豪情。陆逊评价关公“已据荆州,恩信大行”,可谓中肯,也反映出关公在荆州多有善政的历史史实。面对已经吕蒙被攻占的江陵城,面对一城无辜的百姓,关公为了他们的免遭杀戮,而是作出了当时少有的艰难选择——不攻城,更是和其他守城将领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关公对江陵百姓的善行,虽然没有更多的文献记载,但从后世荆州一带为数众多的关帝庙、点将台、洗马池、石马槽等历史遗址,以及五月十三关刀会、关帝庙祭祀、供奉关羽神位等流传至今的关公民俗文化,可以看出荆州民众对他的崇敬和怀念,也更能反映出他在江陵所作出的善政。
三是为保全将士家属的周全。吕蒙率军占据江陵城后,留守城内的关公军将士的妻儿,都成为了东吴的俘虏。工于心计的吕蒙,知道“哀兵必胜”的道理,并未杀掉她们,避免激怒关公军。关公遵从“仁者爱人”的古训,对将士们担忧妻儿的情感感同身受。在军事胜利和将士家属安危之间选择了后者,独自背负了优柔寡断的骂名。这即是他可歌可泣的大仁。
二、能走而不走,可谓信义
以关公的武勇,即使三峡地区的水路通道被切断,也完全有机会在第一时间率小股人马,从陆路撤退至汉中。而且,汉末三国时代的统治阶层,弃官而逃、弃军而逃、弃家而逃的行为并不少见。例如曹操在赤壁之战、渭水之战等战役中,多次弃大军而逃跑,刘备当年在徐州时,“望公军麾旌,便弃众而走”,在当阳长坂坡被曹军追上时也“弃妻子,与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等数十骑走”。关公如果也这样做,并不会有太大的舆论压力。但关公却一直为刘备尽忠,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关公之信义,小则为家、大则为城,更广而言之则是为国。他的信义,更为后世儒家所称道。
首先,他守督荆州之信。刘备从荆州入川,带走了诸葛亮、庞统、张飞、赵云、黄忠等几乎所有精英人士,单独留下关公留守荆州,全权管辖一州的军政事务,成为了“封疆大吏”,这在刘备集团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对于讲求信义的关公,这既是一份信任,又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所以,无论成败,他必然会用生命守护这片来之不易的土地。
其次,他守率全军之信。《三国志·蜀书·关张马黄赵传》记载:“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”。拥有傲上而不辱下,欺强而不凌弱的美好品质。因此,他和当时其他人把士兵当草芥的态度不同,是真心实意地把官兵当做自己的亲人和兄弟。即使刘备逃跑,关公也会和自己的将士一起,战斗到最后一刻。这一次,关公的将士又面临着四面八方的围追堵截,他还是和从前一样,毅然决然地和将士们生死与共。
第三,他守护家眷之信。与刘备等人多次抛弃家眷、独自逃命形成鲜明对比,关公从未放弃作为一家之主的责任与担当,自始至终对家人不离不弃,最终和儿子关平一同遇难。关公以其高尚的人格精神,为他的家庭谱写了精神上的家谱,让后辈仍然能够传承他的精神。
三、劝降而不降,可谓忠义
汉末三国时期,武将改换门庭是常有的事情。吕布先后为丁原、董卓、刘备效力;张辽先后为丁原、董卓、吕布、曹操效力;张郃先后为韩馥、袁绍、曹操效力;徐晃先后为杨奉、曹操效力;庞德先后为马腾、曹操效力;黄忠先后为刘表、韩玄、刘备效力;太史慈先后为刘繇、孙策效力;马超被曹操击败后也屈身投靠刘备。因此,孙权有意招降关公。另一方面,孙权也许知道,关公受《春秋左氏转》中先秦士人重名轻利、视死如归的精神的感召,是忠诚刚烈之人,绝不会向自己投降,万般无奈下杀之。西晋虞溥《江表传》载:“羽好左氏传,讽诵略皆上口”。关公在走麦城,处于绝境之际,仍然忠诚不改、坚贞不屈、誓死不降、英勇就义。这一悲剧英雄的壮烈结局,值得世世代代凭吊和敬仰。关公之忠,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。
首先是对汉室之忠。从个人角度来看,曹操优待刘备和自己,理当报答;但从国家大义来看,曹操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,名为汉相,实为汉贼,理应诛杀。虽然后来刘备没有听从关公的建议,但关公忠于汉室的心迹表露无疑。所以,孙权作为兴复汉室战略的破坏者、曹操作为汉朝的直接毁灭者,即便他们再雄才大略,再求贤若渴,关公依然初心不改,绝不会投靠。
其次是对主公之忠。关公与刘备失散后,被曹操俘获并“拜为偏将军”,还为曹操立下了斩颜良的功勋,此时张辽受曹操之托,试探着关公是否有意留在曹操账下不离开,关公回答说“吾极知曹公待我厚,然吾受刘将军厚恩,誓以共死,不可背之。吾终不留,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。”关公虽然感谢曹操的重用,但为曹操立下功勋后,就立刻离开,与主公刘备会和,对主公这种从一而终的情操,在当时的乱世中实属罕见。
第三是对兄弟之忠。《三国志·蜀书·关张马黄赵传》载:“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,恩若兄弟。而稠人广坐,侍立终日,随先主周旋,不避艰险。”对于关公这样视忠义高于生命的人来说,如果背节投敌,将是人生中最大的耻辱,在生前和死后有何脸面去面对大哥刘备和三弟张飞。所以,兄弟情比生死更重,比黄金更为珍贵。
1850多年后的今天,关公文化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。这也与“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,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,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”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精神一致。无论是“10·24”长江大学学子人链救人,还是东方之星客轮事件后的“小城大爱”,荆州正谱写着一曲曲关公文化孕育的大爱大勇之歌。2016年9月27日,洛阳关林、当阳关陵的关帝像,在荆州关圣宫圆满归一,关公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。关公虽然当年辞别了荆州,但他“忠义仁勇礼智信”的大义,却在荆州这片热土上世代传扬,熠熠生辉。
(本文作者系荆州市政协常务副主席、关公文化学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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